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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特点：
第二，法律社会学中的法律多元理论（Legal Pluralism）
要我们整天盯着身边哪一个人在做坏事，然后与他们斗争。他就直接把县官的衣服脱下来，坐在审判台上，惊堂木一拍，说我就是县令。
我认为高考也是用这种思路解决纠纷。要说个人作为纠纷解决主体，可能很多人都不赞成。记得小时候，我常看见叔叔婶婶们一有纠纷就来找我父亲解决。某个妇女为抗拒强奸而英勇搏斗牺牲了，或者投井投河了，也要受国家褒奖，封为烈女，立烈女牌坊。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纠纷解决机制或解决纠纷的活动本身，就是为了使纠纷不要没完没了，要让这种冤冤相报的恶性循环尽早打住，这就是纠纷解决的重要作用，或者是它对和谐社会最重要的意义所在。
好多纠纷就这样解决或预防了。记得我上小学的时候，就整天就生活在革命、造反、斗争、矛盾的氛围里。" "20世纪50年代以后中国全面倒向苏联，废除旧法统，一切从头开始，走上了另外一条移植外国法--苏联法之路。
8月2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为潘汉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的通知（参见彭树华：《潘汉年案审判前后-审判员亲笔披露共和国第一冤案》，中国青年出版社2010年版，第34页）。1999年《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政法干部队伍建设的决定》进一步将政法委定位为"各级党委领导、管理政法工作的职能部门"。履行控诉职能的公诉人同时对刑事庭审活动实施监督存有着逻辑和运作机理上的严重冲突。近10年，检察机关不断强化审判监督职能，审判监督取得了一些效果，但与此同时付出的代价是检法之间的制约功能不断弱化。
诉讼监督的有效性表现在监督对象按照法定程序和方式接受监督，并依法定程序改正和消除已经发生的违法行为及其违法后果。"而检察机关审判监督权与制约权存在内在矛盾，表现在： 1．从监督与制约的关系看。
34.张恒山主编：《共和国六十年法学论争实录·法理学卷》，厦门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62页。……人民检察机关，不仅在任务和组织制度方面，应当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来学习苏联检察制度的经验。不仅要坚决服从党的方针、政策的领导，而且要坚决服从党对审判具体案件以及其他一切方面的指示和监督。" 政法委协调处理案件是我国刑事司法的一大特色。
在刑事诉讼中，检察机关既是公诉机关，又是审判监督机关，而这种角色定位是相互冲突与矛盾的。但随着司法改革的推进，"苏联模式"的消极作用日益显现，如何"去苏化"成为检察改革中不能回避的重大课题。不能达成一致意见的，由政法各部门分别报上一级政法部门决定。在权力位阶中，监督者必定处于下位，相互之间的法律地位是非平等的。
要想避开这条路不走是不可能的。如1962年5月，刘少奇在一次讲话中明确提出，"不要提政法机关绝对服从各级党委领导。
如有的学者认为，从词源看，监督一般都要求监督者的地位要高于被监督者。6.沈志华：《处在十字路口的选择：1956-1957年的中国》，广东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序言第6页。
参见程维荣：《走向法治时代--从"文革结束到中共"十六召开"》，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9页。这主要体现在：（1）确定检察机关的性质是法律监督机关。对于法官而言，检察官既代表国家追诉犯罪，又代表国家监督法院的审判活动，难免使法官为防止检察机关的监督而在庭审中产生偏袒控方的心理，这无形中破坏了法官的中立性。在省一级，到2008年10月，全国有23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公安厅（局）长已经高配为副省级，其中11名由省级党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兼任，将近一半。直到文化大革命"彻底砸烂公检法"。2．从法律规定看，审判监督权存在内在矛盾。
斯大林则把"党政分开"理解为党作出决定，国家机关和其他社会团体执行这些决定。《检察监督条例》（1922年6月）、《苏联检察院条例》（1933年12月）、《关于苏联检察院对苏联及各加盟共和国审判机关适用法律是否正确和统一实行监督的权限》（1934年5月）、《苏联检察监督条例》（1955年5月）等，都把对法院的监督作为检察监督的重点。
1994年，政法委的职权从五项扩大到七项。1998－2002年，全国法院判处罪犯2742133人，其中无罪17870人，年均3574人，年均0.65%，而2003年以后，判决无罪案件比例不断下降（见附表）。
而警方坚持认为赵作海是杀人凶手，不能放人，造成赵作海在看守所长期羁押。司法机关在办案中出现失误或错案可以根据各自相互监督制约机制得到纠正或者法律规定追究责任。
法院不可能坚持原则，审判都是假的。时任最高人民检察署副检察长的李六如在1950年1月的《检察制度纲要》中系统地阐述了这种思想。只要是党委讨论定的，纪委、检察院、法院没有一个案件是能够推翻的。"面对中国司法腐败的现实，几乎所有人给出的药方都是'加强监督'，于是，扩大范围与形式的检察监督、包含个案是非曲直在内的人大监督、难免因片面事实而出现误导的媒体监督等得到加强，而实际上，它所挤压的不只是司法的腐败可能，而司法的独立性、中立性等本质属性同时也受到了威胁。
他把列宁时期在特殊情况下形成的党政合一体制，进一步发展成为高度集权体制，并且传授给其他国家执政的共产党。72.王志华：《苏联法影响中国法的几点思考》，《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有人问：是法大，还是哪级党委大、哪个党委书记大？当然是法大。
1954年9月制定《人民检察院组织法》时期的指导思想就是"全面学习前苏联'先进检察制度经验'"。这不仅使控方作为一方当事人的基本权利不能及时得到保护，而且也不符合诉讼效率原则，不利于实现公正审判的诉讼目的。
第二，政法委不是司法机关，政法委的干部既不是侦查员，也不是法官和检察官。"权力制约不是单向的，而是互向的，多向的。取消事先请示汇报制度则有利于检察机关排除干扰，根据职务犯罪的特点积极行使初查立案权。党要管党内纪律的问题，法律范围的问题应该由国家和政府管。
2010年4月，中组部下发文件，要求省级政法委书记不兼任公安厅（局）长。可见监督应当是纠纷当事人以外的第三者的监督，而不能是当事人自身的监督。
如果地方党委的决定同法律、同中央的政策不一致，服从哪一个？在这种情况下，应该服从法律、服从中央的政策。27.如该文认为，"政法部门中的右派分子为了反对党的领导还特别制造了一种借口，仿佛党只能制定法律，制定政策，不能过问这些机关的'业务'。
1960年10月21日，中央政法小组递交了将中央"公检法"三机关合署办公的报告。而作为监督者，则需要尽量保持其超然性和中立性以求社会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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